谢廷津老师来电话，要我为一中110周年校庆写一篇文章。面对老师的热心与厚爱，我有些踯躅：昆一中百余年历史，人才辈出、桃李天下，我一无功名二无成就，轮得到我来写吗？老师又説：“谈谈你上学时的学习、生活和感受，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中。” 我只得答应：“好吧，我写，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

66届理工二班于原初中部大教室前

饥饿年代

我和我妹妹都是昆一中的学生。而且，我在昆一中共上了七年半的学。

不错，是七年半！大概仅这一点，就让今天的人们感到费解，那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我是1960年9月进昆一中的，初64班。初中上了两年后，初64、65、69三个班被划到二十四中。初三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考高中我又考回一中。然后是高中三年，高考前夕遭遇文革，又折腾到1969年2月上山下乡时才算毕业离校，因此，前前后后加起来，我在昆一中共呆了七年半。

我上初一初二时正是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那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饥饿是更难熬的，因而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莫过于能“饱吃一顿”了。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时那种谗劲儿，那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都是我们的渴望。根本顾不上挑选，也不存在挑选的可能，只要得到一点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感到高兴。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时会带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张小纸片托着，上课时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在中药店，带来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比起男同学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如果谁偶尔间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等，或者谁从医务室开来了润喉片，也都成为大家分享的美食……初65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66届理工二班于原初中部前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的什么考试、升学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

而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

政治老师高志学，只给我们上过为数不多的几节课，我至今记得他的一次课。那次讲的题目是“把好你的第一关”，是关于人生道路及选择之类的话题。大意是：人生的路尽管很长，但关键点却只有几步，关键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比如走路，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很容易就迈出去了；其他错误亦然，犯了第一次，就难免有二次、三次，因此“把好你的第一关”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初二时受到的这个教育，指导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平面几何老师周人玉，一只耳朵有点畸形，调皮的学生给他取绰号“小耳朵”。在教授几何题的证明时，周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重复等于啰嗦”，他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写出证明过程。可以说，这种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的思维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中都受益匪浅。

代数老师谢廷津，不仅课讲的好，对学生充满爱心，人也很漂亮。其实老师的穿着很朴素，总穿一件紫红细格的线呢外衣，但她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整个气质韵味都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说来惭愧，身为数学课代表的我，却常在上课时看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小说没收了放在讲台上。我便传纸条给第一排同学（我坐倒数第二排），让她伺机帮我偷下来。于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之际，这位同学拿到了书并迅速传到我的手中。未料老师板书完毕要继续讲课时，突然喊道：“我的教案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前排同学错拿了老师的教案。我只得红着脸站起来给老师送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并未因此而发脾气，也没有训斥我或冷嘲热讽之类，仅是在课后教育我几句就把书还给我了，且以后也没有丝毫为难我之处。谢廷津老师的教育方式让我体会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虽然她仅在初一时教了我一年，但我们的师生情谊却穿越过半个多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

地理老师张星泽，自费订阅全国各地的画报给学生看，这不仅丰富了老师的教学内容，也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是张老师引领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逢补补又三年”。在学校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却是最丑、最脏的”。

当然，爱美之心古今中外皆一样。尤其女孩子，谁不爱美？但谁都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谈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同学中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拣哥哥姐姐穿过的。我是老大，相比之下，穿新衣服的机会还算稍多一些，但是我绝不敢新衣新裤一块儿上身，一是担心太显眼，二怕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记得有一次，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裤，我硬是把衣服穿旧了，才敢穿新裤子，不仅如此，还要把裤腿上那两条笔直的缝抚平，才敢上身。班上还有个女同学，用火钳把刘海烫成卷曲状，结果被团支部委员找去谈话……爱美成了一种风险、一种奢侈。

但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我记忆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刘治聪老师教我们物理时，一次他在课堂上板书，有同学发现他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大洞，但并没人因此小看这个新分来的年轻老师，大家反而都称道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学的热忱。我至今认为，提倡艰苦朴素精神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是很有正面意义的。


66届理工二班于原高中部教学楼前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你千万别以为我们的生活就此暗淡无光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尽管我们的衣裤补丁叠着补丁，几乎没有人穿皮鞋，下雨天舍不得鞋子踩湿，总是脱了鞋赤着脚回家；尽管我们连吃到一个面包一个水果一块糖都会高兴上好一阵子，连辫梢上扎一段粉红玻璃线或别一个新颖的塑料发夹都是奢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生命之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恣肆汪洋，我们的生活依然绚丽多彩、充满梦想……

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

重返一中

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初三，1963年9月我重新回到一中。

当时有种“戏说”：“大一中，小二中，破破烂烂昆三中……”，的确，一中的校园很大，校园里花木葱茏，除两幢教学大楼外，还有图书馆、学生宿舍、篮球场、足球场等等，她给学生提供的良好学习及生活空间，都是其他中学所不能比的。

高一时我在六六二班，班主任是陈志聪。入学后不久，陈老师就一一找同学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对其进行鼓励并指点努力方向。用现在的话说，这更多是一种“情商”教育，陈老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可以说，进入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关键点上，陈老师细致入微的工作便如同“雨露甘霖”。总之，经他谈话的同学都面貌一新，包括我在内，仿佛茅塞顿开，从此下决心要珍惜光阴、树立理想，认真学习了。

高一结束后，昆明市教育局对包括一中在内的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试点，我选择“理工”。之后，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

我高二的班主任是郭忠，高三杨家相，外语老师于希文，此外，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把我们引进知识殿堂，更以他们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我始终认为，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也。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此，今天的师生们大概已感陌生，而对我们一代人，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我上中学时，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一至两星期。印象最深的是初一时去黑荞母，十三四岁的孩子，要自己背着行李走几十公里，还要翻山越岭。初一学生年纪小，就让我们打猪草，正是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还要完成猪草定量，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有了这样的开始，后来一次次的下乡劳动自然不在话下。“绝不做温室中的花朵”是广大同学的理念和誓言，同学们也都把下乡劳动看作锻炼的好机会。而在多年以后回望，我真正感到了这些艰苦磨砺对体魄和心灵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则是“阶级路线”。

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红五类”啊！

我父亲朱锡侯，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被选送法国留学，是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刚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祖国。尔后受熊庆来先生聘请，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院独立建院后，继续担任昆明医学院教授。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了一点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国庆节摘掉了“右派帽子”。（父亲的回忆录《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已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不多赘。）

其实我上高中时，父亲已经“摘帽”了，但他的“摘帽右派”身份仍是我避不开的阴影。那时，学校里凡是“体面的”活动都没我的份。比如每有外宾来昆明，学校通常要组织学生夹道欢迎，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不能参加的。一次又一次，当别人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都被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比如民兵训练——当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每学期还有各种基干民兵的专业训练，学生被分成若干组，学习机务、报务等等。而我，除了能参与高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全民皆兵”口号的队列操练外，是没资格参加其他活动的。还有，高中三年，我算得上品学皆优，但却一直不能入团。父亲那顶荆冠实际也悬在我头上……

如今回忆起曾经的那一幕幕，实在惊诧自己当时心态的良好：遭受了诸多屈辱、冷落、歧视和不公，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还真心实意地想着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而且，长期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跋涉，居然没得“忧郁症、分裂症”什么的，真是幸哉，幸哉！

在离开学校多年以后，我见到陈志聪老师，随便谈起了这些往事，没想到陈老师说：“我也挨批了呢，说我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老师之意，我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其身处的时代环境，而今天重提这些旧事，无非也是真实记录一段历史罢了。

    我也不禁思索，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滋养我们心灵的阳光、雨露究竟是什么呢？


66届理工二班于原学校花坛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昂扬的年代，我至今记得当时喜爱的一首诗：“到农村，到工厂，到天空，到海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我们是毛泽东的儿女，要让美丽的青春闪光，去拿锄拿枪，去做柱做梁，去建功立业，去当个闯将，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卓娅和舒拉、“牛虻”、古丽雅、青年进卫军、保尔-柯察金，还有雷锋、邢燕子、侯隽、鱼姗玲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榜样。那时我们崇尚的是革命与奉献，大多同学都把党的要求和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人生取向。“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

尽管多年后回头再看，那条我们曾兴致勃勃走过的，以为是鲜花盛开的路上，其实许多是并无价值的蒺藜甚至狗尾巴草，但我永远感激那些使我丰富、使我坚强的“心灵鸡汤”，也难忘那些用我们青春热血写就的燃情岁月。

遭遇文革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准备迎考。按我的成绩看，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但我对此并不敢自信。虽然宣传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然而我们前面的两届，就有不少成绩优秀的学生因家庭问题而遭受挫折（尤其64届）。父亲摘帽右派的身份像达一把摩克里斯利剑始终悬在我头顶。

毕业前夕，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方面，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与此同时，上大学仍是每个人的热望，谁也没有懈怠复习。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的美丽诱人。

大约是4月份到5月初吧，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医农班的吴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本来，此类举止在那个年代并不算新奇，甚至还可能受表扬并掀起一个向其学习的运动，昆一中以前也有过毕业生主动放弃高考下乡的例子。但吴同学是不辞而别，且留下了一封长信。吴在信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今蛀书虫。每当我想起那些在深山里开凿隧道的人，那些用艰辛的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我就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在教室里坐下去了。特别是有些老师，更是在混日子，简直不知羞耻……”（事隔近50年，请原谅我只记得一点大意了）

66届理工二班于原高中部教学楼前

医农班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吴同学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勤奋、文质彬彬。在当时，埋头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是“红五类”或者表现积极，几乎都有成“白专”典型之嫌。吴的家庭出身好像也不是什么“红五类”。

当时我们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吴同学到省农垦局谎称自己是社会青年，坚决要求去农场，于是办妥种种手续并转了户口，对学校则是请了几天病假。总之，吴的计划成功了，当他的信送到学校时，人已经到了西双版纳某农场。

吴同学这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对老师发难的公开信，无疑是在一中投放了一颗炸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立即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整个校园都在议论纷纷，学生不再认真听课，老师也无法讲课，教室里简直坐不下去了。

在日益不安的氛围中，上级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于是一批批的学生被找去开座谈会。起初大家都以为，工作组是来维持学校秩序与纪律的，座谈会上许多人批评吴同学目无校纪、不尊敬老师等等，但工作组的意图似乎不在于此……

不久以后，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6月29日，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

7月份，本是放暑假的日子，暑假当然放不成了。全校师生一个不能缺席的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记得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有谁会料到，又有谁会相信，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天而降了！

不久北京一中的毕业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第一中学的毕业生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直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几乎人人都在信上签了名。那时我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轰轰烈烈地革命造反、破旧立新，最后还是恢复高考救了我！

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加意外了：从“造反有理”“炮轰省市委”的游行，到 “破四旧”打砸抢、抄家，从成立“红卫兵”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斗老师、斗学生（我妹妹朱新天当时在初一，就被她班上的同学剃阴阳头，并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从“红色恐怖”中“黑崽子、灰崽子”人人过关，再到烽烟四起的派性干仗，卷不及暮雨朝云般的一波又一波，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是整个国家的空前大劫难，昆一中自然不会例外。仿佛是一夜之间，一把巨大的铡刀，把所有正在努力伸展的青枝绿叶、含苞待放的花朵，拦腰轧断了。那时候，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从此，一代人连续完整的成长之路与知识之路会被截断，我们的命运之舟会失去航标，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整整十二年。

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1969年初，昆明市的中学生（从高66至初68共六个年级）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经历了文革中的七斗八斗，班集体早已成一盘散沙，自然不会再有什么集体毕业照，我们甚至连正式的毕业证书也没有。记得当时离校和下乡是一起办理的，每人拿到了一张巴掌大小的纸片，上书“毕业分配证明”，离校手续就办好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中学毕业了！从此，一代人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中国词典里也多了个专用名词“知青”。

在此顺便补充一下，当我们遵循“最高指示”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听说吴同学已经是西双版纳某农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到昆明来开会了。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如今我都不清楚，他当初那个惊人之举，究竟是“先知先觉”，还是碰巧了？

在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之后，高考制度终于恢复。1978年，我在江苏省参加了高考，这时我已31岁，高中毕业整整十二年了。由于一些原因，我是在只准备了两天政治，其他都来不及复习的情况下走进考场的。当时唯一的念头是：如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会后悔一辈子，要是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结果，我考上了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且高考总分为全校第一（这倒有些意外），而这份实力和底气，无疑是昆一中给我的！正是在昆一中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我才能在离开学校并折腾多年以后终圆大学梦！

当我走进大学校园，和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回想起当年在“废除高考倡议书”上积极签名的举动，不禁感慨万端，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66届理工二班于校园青年湖

去年（2013）8月，一中高66届同学聚会，重回母校参观。我们一边在校园里徜徉，一边在记忆中搜寻旧日时光。哦，新大楼、新球场、新设施，还有园林式的新布局，整个都焕然一新了！突然，大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那是一棵棵高大的桉树，我们曾在它荫蔽下读书、玩乐、歇息过的大树，如今它们更粗壮、更苍劲了。但岁月也在它们身上留下了痕迹，树干斑斑驳驳、皱折丛生，一条条灰褐色的树纹扭曲着向上延伸，似乎随便一撕就会有大片脱落似的，可是在这苍老甚至有些丑陋的树干上，青葱繁茂的树冠依旧蓬蓬勃勃、巨如华盖，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人笑言：这些被扭曲了仍还在拼命向上伸展的树木，多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啊……

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世间已是沧海桑田，五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多少往事仿佛还在昨天……

我的中学时代，那些用纯情编织梦想的日子，那些孜孜求索、奋发向上的日子，那些挥洒青春、探寻真理的日子，我深深地怀念你！

敬爱的老师们，我永远感谢你们！

1966届理工二班 朱新地

2014.11.25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