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亦传文化

——谈萧一山《曾国藩传》

田茂香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毁誉兼有的人物。史学门外汉，本不敢贸然谈论，然而读萧一山先生所撰《曾国藩传》，受其感染，止不住分享的冲动，且不顾大方贻笑，班门弄斧。如有历史知识错误敬请指正。

一、史家史传

关于曾国藩，市面上流行的书籍不下十数种。多半将其定位为励志的典型，成功学的榜样，厚黑学的践行者。无论是励志者、成功者还是厚黑者，写作的目都不是为一个人立传，无非是贩卖一种所谓的主义，一种所谓的哲学，归根结底是为了卖书赚钱。伟人也往往因此成为历史符号，抽象而遥远，难以为人所真正了解。另有一类长篇历史小说，将“风干的圣人”浸泡，如同三体人遇恒纪元，经雨得以复活，长篇累牍，情节生动曲折，展现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读者也许可以轻松地阅读。但我想说的是，那还是历史人物吗？况且，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消遣的对象之后，一切也都成为心灵的过客。迎合大众的小说可以让人知道一些故事情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萧一山被誉为清史的奠基者，其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而《曾国藩传》是他唯一的人物传记，同时也可算一部严肃的史学作品。书中选录了大量曾氏信札、奏谕、诗作和日记，有作者客观的叙述评价，也有饱含深情的赞誉和叹惋，加之以浅易文言行文，颇具韵味，读来大有司马迁人物传记的感觉。就是从“国藩”“秀全”这样敌对双方的亲切称呼中，你也能感知他笔端流露出的深沉历史情感。同样，你能感觉到作者志在重现历史人物，传达一种思想，抒写一种感情；有一人不得不为其立传，情郁于中不吐不快！

二、传统文化及教育理想之最良果实

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著史的体例，给历史人物作传自然是史家的职责。然而，去彼取此，可见其情感倾向。传记作者往往怀着特殊的感情来写某个人，记录其生平，旌显其功绩，传扬其精神。然而，在《曾国藩传》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作者记录的不仅是曾国藩生平功业，景仰的不止曾国藩本人，宣扬的不止其道德精神，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措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勇猛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梁氏对曾国藩的造诣及精神给予最高的评价。萧一山认为，梁启超堪称曾国藩知己，“但梁先生还不晓得曾文正公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本书不唯传曾国藩本人，更在于为传统文化立传。其原因固然有萧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人评论他著史特点在于“阐发民族的潜德幽光，掘出文化的微言大义。”此书完成的大概时间为19世纪30年代末，其时中华正处于内忧外患，急需经世治国能人的时节。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使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我能感受到，本书作者以一颗拳拳之心，力求通过探究一位封建腐朽王朝中兴臣子所以支持残局的根源以探究文化的出路，民族的出路。

全书的主旨鲜明而集中——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理想的最良果实，由治学而立德进而立功。内容体例总体以时间为序，又体现其从学人至勋臣的发展过程。分十个章节，“家庭环境”为第一章，治学与思想占三章，第五章为“天才与志气”，以后的章节依次为“京官时代的政治”“编练湘军及其特点”“太平天国的平定”“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事业”“湘淮军代兴的关系”。各章节均紧扣主旨叙述评论。

曾国藩以礼学为治学的主要内容。礼学，即儒家经典核心内容。曾氏尤以史书和典章为主要研读对象；其目的是经世，“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可见其治学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学习的过程往往也是人格塑造的过程。所学内容对其志向、人生观的树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治学方法“由博返约”，兼归纳演绎，博览六书及乾嘉诸书，上至天文地理，下及各朝典章制度；其治学态度为慎独勤奋，以致自我苛刻的程度，萧先生说：“他一生严以劾己，宽以容众的精神，的确在这时植立了很好的根基。”因此，曾氏在人格修养、道德学问上的特殊造诣也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其思想基础是中庸。“中庸”即适宜，曾氏的中庸之道，是融通事物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因素后的辩证法。而中庸的思想又体现在他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各方面。曾氏讲字曰“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治学态度则是“强毅”“谦谨”。一方面是“为善固执”的求是精神，另一方面则是“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二者合一刚柔互济。中庸思想体现在治军上则是“威而不猛”：祁门危困，众人皆为逃避计，他传令“有欲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将士感激惭愧，再也不肯走。1862年，他51岁时写给两位弟弟的书信中更直接表明了其处世哲学中庸之道：“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面对糜烂的清廷大局，他的救国方案是守旧与革新。守旧，即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革新”就是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

在曾国藩身上，中庸体现为一种智慧，是“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的思想基础。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成就了一个伟人，或者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想的优良果实。

三、以文化的眼光评功过

平定太平天国使曾国藩深受后人诟病。萧一山引用章太炎的评价，认为章太炎虽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可是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不得不佩服曾国藩，且他的评价“不敢赞清”“以异教愆礼”讨伐洪秀全、杨秀清，足以证明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当然不能以民族大义苛责。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萧一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情感。

萧一山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本质上“是要以民族主义来作排满运动的，不过是利用基督教作为团结人心的工具而已。可是后来积习难反，弄假成真，洪秀全真的迷信起上帝。”为曾国藩出师创造了口实。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揭露了洪秀全的数条罪状，其中有两条是关乎民族文化的：“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毁，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由此看来，洪秀全输在了文化上，“其学识太差”。“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争，好像欧洲的十字军。”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在军事而在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也可说是败在文化上。”英雄所见略同！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是一支异军突起的劲旅，得力于曾国藩的这一书生治军，使之有组织、有精神，督办团练之初，就立定一种主义：“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磨砺），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 同时，湘军的将领大部分是儒生，“他们带勇都守国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勇如待弟子，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所以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可见，曾国藩立功仍然与其治学分不开，真所谓因文化而制胜，因文化而成就功业。

四、成圣，方能突围

今天，有人说曾国藩“成为圣人又如何？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的改革家”。我更愿意说话人所表达的是一种崇敬，一种同情，而非否定与苛责。成为圣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追求，是在他所处文化背景下的自我修炼后达到的顶峰；体制内的改革家，则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执着者，如孔子的游历奔走，如屈原的执迷不悟。一人成圣，对于整个制度的改变无疑如蚍蜉撼树，达到顶峰的人不一定能自觉怀疑你所处的制度以及你所仰仗的文化。确实，成圣不一定能突围！然而，常人或庸人更无突围的可能！

如果梁任公所说的“立言、立德、立功”三立者，可称为圣人，那么中国古代的圣人可以从这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意味着治学高度，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传承发扬。其次，意味着道德高尚，而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不能不包含在内。再次，则是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抛开为文化而战的平定太平天国事件，面对洋人入侵，处清廷不可救药之际，曾国藩仍主张“大局糜烂至此，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于是派人出洋购买机器，和李鸿章等人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附设译书局，又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没有这些铺垫，哪有后面中国人放眼世界的眼界，以及改变社会制度的壮举？这些业绩确实光耀千秋。而这又何尝不关乎“立言、立德”？可见，成为圣人方有突围的可能。

无怪乎萧一山先生在传记的末尾悲叹“呜呼！曾文正公往矣！离现在不过八十余年，其救世的宏愿，虽因社会的积弊而未偿，但学业的典型犹在。倘使我们不能绍其遗徽，振其宗风，则不惟辜负了这位伟大的先哲，实亦辜负了中国文化的遗产！”而今离本书写作又过了八十年，我们也得问一下自己应当如何努力，方不辜负先哲和传统文化！

故推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