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一本你未曾打开过的书，都可谓新书，每一本时隔多日再次重读的书，亦可谓新书。课业多，忙，不读书。但不必如此理直气壮吧。身边总有同学“无端”就比你多读了几本，不妨细思之。每个人都拥有一座私人图书馆，今天，夏仁贵老师将为你的图书馆放进一本新书《历史活着》。新书已上架，我们读书吧。

夏仁贵老师推荐语：

历史是生动的，如同现实生活。而历史教科书又不能全为我们展示生动的有血有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怎么办？除了聆听老师们在课堂上精彩的讲述，同学们还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遗憾。然而如今史学著作浩如烟海。我为大家推荐一本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在1993年至2009年间的随笔《历史活着》。独立成篇，方便阅读。另外，视角新颖，见解独到。这本小书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夏仁贵老师推荐精彩章节

谁先抢了圆明园

一百四十年前的秋天，一八六O年十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据王闿运说是中国人，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王闿运（一八三二至一九一六年）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诌诌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此话关系重大，不可乱打诓语，要有根据。所以《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作者黄浚（一八九O至一九三七年）写到这段疑案，同意王闿运，称“此说大致不谬”以后，另外还引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作旁证。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公历十月七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准备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已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孓遗。”可见，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抢以后，北京的暴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几十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民国初年的时候，王闿运曾对人说：“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一九八O年夏，我已经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第一次旅游北京，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碑，垒砌在街沿上。见我们南方人端详考证的样子，老北京得意地说：“没错！圆明园的，皇上家的”，叫人厥倒。

说实在，多次读到这段史料，总是不解：“首善之区”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连皇帝、列强都吃不了兜着。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没有离我们远去。本世纪里，每有“煽风点火”的群众运动，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动者。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杜牧的《阿房宫赋》，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乘火打劫”的现象解释得最为生动服人。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说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举，可怜焦土。”杜牧是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讲出了大道理：长期朕“一人”，宫城内外的皇帝和百姓，富贵贫贱，奢侈穷困，差别太大。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社会关系的沟通、舆论批评的发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那些看似老实委琐，委屈成奴，油嘴滑舌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必要上金銮殿，九龙床上过把皇帝瘾而后快。由圆明园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讲的家乡故事。抗战时期，某地日寇扫荡抗战村庄。日军后面，跟着邻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烧、杀、抢光）之后，他们再收捡一些破烂回家。由此又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镜头。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怪其愚昧。然而，又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习惯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如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没自己的事干，老念着、侃着、望着皇上的生活，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王闿运、李慈铭，还有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病，但无法下药。不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不再出这样的“洋相”。

“我们的赫德”

赫德是来中国谋生赚钱的，固然算不上一个“志愿者”、“爱华人”，但至少也不是一个“窃取者”。上海人对“赫德”这个名字有所记忆。一九一三年，海关大楼对面的汉口路外滩，落成了一座铜像，纪念中国近代海关事业的奠基人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碑座正面有中文赞词：“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恳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清朝官方倒是一直感谢赫德的。

但是，中国历史似乎难以接受这个人物，赫德铜像，备受争议，在抗战之后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就消失了。堂堂中华的门户，清朝银库的钥匙，大小事务的关键，都被这个爱尔兰人掌握着，总是不爽。中文史书都尽量不给好评，说他是“代表英国对中国进行半统治的主要人物”。除了白求恩，正统史学家很少说来华外国人的好话。然而，“不爽”的历史终还是历史。问题是为什么清朝朝廷对赫德如此信任，授他一品衔，以至于奕訢、文祥、李鸿章都口口声声地说：“我们的赫德”，如何，如何；“如果有一百个赫德，就……”

《赫德日记》表现出他对清朝的“忠诚”。一八六O年前后，领事官威妥玛、前总税务司李泰国、“常胜军”管带戈登，还有上海的中外势力，暗中策反曾国藩、李鸿章，割锯南方，推翻清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提到戈登劝李鸿章做皇帝。“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这类传言，踪影飘忽，很难稽考。现在有了《日记》上的确凿记录，就可以作为定案了。一八六三年六十五日晚上，赫德和威妥玛、李泰国三人聚餐。威、李议论“瓦解清王朝”，支持戈登的策反计划。赫德没有加入同胞们的密谋，在他看来，清朝再腐败无能，毕竟是他的老板，他不愿背叛。相反，他以自己的方式，向清朝告密了。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赫德把他了解到的湘军、淮军和外国军人的关系向清朝告发，他对主持总理衙门的满族人文祥说：“外间对曾国藩是否忠贞不二产生了怀疑。”靠这类的“忠诚”，他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被认作“我们的赫德”。

后记节选

中国近代史，至今还是许多人心头的一块痛楚，必然也就是一段“活着的历史”。还有很多人认为，晚清以来的重重怪相，常常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也说明这段历史没有死去。还有，无论“历史”怎样纠缠，人心如此纠结，我们都还必须“活着”。用“历史活着”作书名，含着这几层意思。过去的文人，喜欢“咏史”；现在的史家，不免“影射”，其实并不是中国学者特别喜欢沉溺于“历史循环论”，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特别丰富，谈助很多，史鉴不远。当然，再现的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或许是以佛教“转世”的方式活着，前世、现世，还有来世，未必都是相同的肉身，却是有一魂贯穿。融会贯通地理解历史，大约是能得到一点点启示的。然而，这种理解，也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在山间海边的管窥蠡测，和造成那真相的大智慧相比，真是小智徒逞，微不足道。从和珅看贪官，从李鸿章看外交，从袁世凯看民主，未必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充其量是多一些兴味。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很有局限，最终不过也是说说而已。